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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國際利率與中國實際經濟發展的關系

2019-05-14 閱讀(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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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實際經濟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以下簡稱為RBC)理論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是宏觀經濟學最引人注目的發展之一。主要代表性論文有Kydland和Prescott(1982)、Long和Plosser(1983)、King和Plosser(1984)、Hansen(1985)、Prescott(1986)等,其中又以Kydland-Prescott模型為代表,它為后來RBC模型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框架。

當今世界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世界,各國間的貿易與投資聯系日益密切,其影響經濟的能力在于打破了產出與消費和投資間的聯系,這就要求改變傳統封閉經濟RBC模型不考慮國際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的構建框架。由此一些學者嘗試將傳統RBC模型推廣到開放經濟,如Mendoza(1991)、Backus、Kehoe和Kydland(1992)、Guo和Zuzana(2009)等。他們試圖解釋一些開放經濟特征,如貿易余額的逆周期性波動、各國消費的高度相關性等。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正是源于Mendoza(1991)的開創性工作。

但“Mendoza(1991)模型不能模擬加拿大實際TB/GDP(貿易余額與GDP之比)的完全逆周期性特征”;該模型對(全要素)生產率沖擊是一階自回歸平穩過程的假設太過于極端(Letendre,2004a);并且“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不能合理預測阿根廷實際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顯著的逆向變動關系”(García-Cicco,Pancrazi and Uribe,2010)。要使TB/GDP具有完全逆周期性,必須存在一種機制使同一技術沖擊對產出具有更大的促進效應,致使產出與TB/GDP的偏離增大;同時能引致居民消費與產出之間的協動性增強。

內生資本利用(Endogenous Capital Utilization)就具有這種效應,它影響經濟的能力在于打破了資本與投資的聯系、改變了沖擊的傳導機制(Guo and Zuzana,2009)。與傳統開放經濟RBC模型相比較,資本的密集性利用會加速折舊,致使投資波動幅度增大;技術沖擊不僅可以通過自身和對內生的勞動供給變動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還可以通過對資本利用的影響,從而對產出產生更大的影響,致使產出波動增大(Guo and Zuzana,2009)。這就加大了產出與TB/GDP的偏離,致使TB/GDP的逆周期性增強。與此同時,居民勞動選擇的跨期替代致使居民消費的波動幅度增加,這又致使居民消費與產出之間的協動性增強,致使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逆向協動性增強。因此,傳統RBC模型逐漸開始向引入內生資本利用的開放經濟RBC模型擴展,而后者在解釋TB/GDP與產出逆向變動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只是引入了內生資本利用的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仍然不能合理解釋實際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完全逆向協動性。要使模型能夠合理預測上述關系,必須引入另外的引致居民消費、產出波動幅度增加和居民消費的順周期性增強的機制。本文研究表明,Mendoza(1991)、Guo和Zuzana(2009)模型中缺少討論的政府部門的引入,即政府購買沖擊和對政府購買與居民消費之間的替代關系的引入,就具有這種效應。

將政府部門引入RBC模型的思想源于Christiano和Eichenbaum(1992)的開創性工作。他們認為傳統RBC模型中把技術沖擊作為經濟波動的唯一來源,“這個假設太過于極端”(Kydland and Prescott,1991)。將政府部門引入RBC模型,思想是政府支出的外溢性會對經濟波動產生影響,做法是利用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替代關系,將政府支出引入居民的效用函數。其對傳統RBC模型的改進在于,政府支出的引入打破了產出同實際工資之間的緊密關系,結論是模型預測實際工資既非強順周期性、也非逆周期性,這與實際經濟較為一致(King and Rebelo,2000)。在開放經濟下,政府支出沖擊還會進一步通過其與居民消費之間的替代改變居民的勞動供給,并通過閑暇的跨期替代得以放大和傳播到整個經濟從而影響經濟波動的形成,如引致居民消費與產出的波動幅度增加、居民消費的順周期性增強,進而引致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逆向協動性增強。這不僅解釋了為什么開放經濟下政府支出沖擊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增大,而且引致模型能夠合理預測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完全逆向協動性。因此探討引入政府支出沖擊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的構建是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對Mendoza(1991)、Guo和Zuzana(2009)模型的另一個批評在于缺少對技術進步的探討。它們均假定技術水平是一個隨機沖擊變量,是一個一階自回歸平穩過程。Letendre(2004a)指出,從加拿大經濟看,技術水平存在明顯的增長趨勢,這就暗示其存在明顯的技術進步趨勢。它可以通過影響產出在消費(包括居民消費、政府消費)與投資之間分配,改變投資與消費對技術沖擊的反應路徑。面對相同的技術沖擊,其引致了消費、投資波動幅度降低。因此傳統RBC模型逐漸向包含技術進步的開放經濟RBC模型擴展,而后者的構建顯然更符合有明顯增長趨勢的實際經濟。所以將技術進步引入Mendoza(1991)模型也是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開放經濟RBC模型的另一個進展是將國際利率作為外生沖擊引入到這類模型之中。經濟學家認為,有許多外部因素可以影響國際利率波動,包括國際金融磨擦(García-Cicco,Pancrazi and Uribe,2010),國際貿易與投資的主要大國受到金融危機沖擊等(黃梅波、呂朝鳳,2010a),也包括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調整等等(黃梅波、呂朝鳳,2011)。它們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使國際利率波動呈現出自回歸性質的沖擊特征。與政府支出沖擊的引入類似,引入國際利率沖擊打破了傳統RBC模型只依賴于技術沖擊的局限,致使模型中各變量波動增加(Stadler,1994)。與此同時,又因為國際利率增加,引致了一國持有的國際債務的邊際成本增加,由此將會減少國際債務,致使TB/GDP與產出的偏離增大,同時致使一國居民消費、投資下降(Blankenau、Kose and Yi,2001)。這些都暗示將國際利率沖擊引入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將國際利率沖擊引入Mendoza(1991)模型同樣是進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研究結論恰恰表明,同時引入資本利用、技術進步、國際利率沖擊和政府支出沖擊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釋中國經濟波動,上述機制的引入對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中各變量的波動特征都具有重要影響。

與國外汗牛充棟的研究相比較,國內學者們在2000年以后才開始運用RBC模型來解釋中國經濟的波動特征。卜永祥、靳炎(2002)構造的

兩部門RBC模型和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2004)構造的三部門RBC模型的預測結果與實際經濟有較大的偏離;黃賾琳(2005)構造的三部門RBC模型的預測結果對實際經濟的解釋力較低,只能解釋70%以上的中國經濟波動;李文溥、王燕武、盧盛榮(2009)的預測結果只能解釋58%的經濟波動;陳曉光、張宇麟(2010)的預測結果只能解釋56%的投資波動、30%的資本波動,故而不能對我國投資與資本變化做出合理的解釋。這些研究顯然頗具開創性,但結果卻差強人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3個方面:首先,都把中國作為一個封閉經濟來進行考慮,這與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現狀、日益融入全球化經濟中的現實相悖。在開放經濟下,居民更容易跨期平滑消費以及根據預期回報率調整投資,致使投資波動增大。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技術沖擊引致了貿易余額更大的沖擊,因為它使模型間恢復了一國產出與支出之間的聯系(Stockman and Tesar,1995)。其次,都缺少對技術進步的考慮。從我國實際經濟來看,產出、居民消費等主要宏觀經濟變量都呈現出明顯的增長趨勢,這暗示要構建適合解釋我國實際經濟的RBC模型,必須考慮增長趨勢,即從長期看,經濟增長率將收斂于技術水平的長期增長率(陳師、趙磊,2009)。最后,都缺少對以國際利率擾動為代表的國際金融沖擊的考慮。根據Blankenau、Kose和Yi(2001)、Letendre(2004b)、Nason和Rogers(2006)的研究,為了更好地模擬實際經濟,國際利率沖擊的引入是非常重要的。有鑒于此,就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引起中國波動的更為全面和一致的因素與機制。這也是本文研究的現實意義。

本文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進一步嘗試探討引入國際利率沖擊、資本利用、技術進步和政府支出沖擊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的構建,并利用這個模型、考慮了技術進步的封閉經濟三部門RBC模型分別來分析其對中國經濟的模擬能力。與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視角和方法上。

從研究視角看,本文www.dylw.net 第一論文網 結合我國日益融入全球化經濟中的現實,利用開放經濟RBC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波動。雖然也有學者從這個角度進行考察,如李浩、胡永剛和馬知遙(2007)。但是他們直接利用Mendoza(1991)模型來分析,忽略了中國經濟的特征,沒有探討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替代關系,不能預測我國實際產出波動低于消費波動的特征事實(陳曉光、張宇麟,2010)。更重要的是還缺少對以下3個方面的分析:一是,忽略了對資本利用的考慮,故而不能解釋由資本的密集性利用傳導并放大的產出波動與投資波動之間、與就業波動之間的相對比例關系,并且Boileau和Normandin(2003)強調“資本利用對宏觀經濟波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為了解釋宏觀經濟波動,資本利用的引入是非常重要的”;二是,忽略了對技術進步的分析,這與改革開放后中國30多年的高速增長事實相悖;三是,忽略了對國際利率沖擊的分析,由此沒有分析以國際利率擾動為代表的國際金融沖擊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本文研究表明國際利率沖擊是我國實際投資、TB/GDP的重要波動源。

從研究方法看:首先,構建了理論模型,探討了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對中國經濟的解釋力。本文的理論模型是對Mendoza(1991)、Guo和Zuzana(2009)研究的拓展,除考慮了政府支出沖擊外,本文還引入了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替代關系和技術進步,論證了政府支出沖擊是我國實際就業、居民消費的重要波動源,論證了技術進步提高了各經濟變量的平滑性、影響了各變量與TB/GDP、與產出之間的協動性;其次,本文借鑒黃賾琳(2005)的模型方法,引入的是適合解釋中國實際經濟的、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不完全替代關系,論證了在開放經濟下這個關系對宏觀經濟變量的波動特征會產生更加重要的影響,是使我國實際居民消費波動大于產出波動的一個重要機制。此外,考慮到RBC模型好壞與否取決于參數的校準過程,我們對文中模型參數的校準都給出了充分的理由,這樣模型對經濟波動的解釋力也更具有說服力。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本文的第二部分是中國經濟波動的特征事實的歸納;第三部分是數理模型的構建;第四部分是模型參數的校準;第五部分是模擬經濟與實際經濟的比較分析;第六部分是國際利率變化的效應分析;第七部分是模型中參數選擇的敏感性分析;第八部分是本文的總結和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中國經濟波動的特征事實

本文選用我國在1979-2009年的數據,這些數據均來自于《新中國統計年鑒(1952-1999)》和2000-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從1979年開始討論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波動特征,主要是基于趙凌云、向新(2005)、趙凌云(2006)的研究。因為他們提出1979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始年。文中對所有數據進行了H-P濾波,以消除序列中的趨勢成分,只保留了波動成分。根據Backus和Kehoe(1992)的建議,文中對H-P濾波乘子選取為100。

對GDP產出的指標,本文選擇的是支出法計算的GDP。選取GDP平減指數為折算指標以計算實際GDP產出,選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通脹率的替代指標以計算實際消費。采用固定資產形成總額作為投資的替代指標,選擇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作為折算指標以計算實際值(黃梅波、呂朝鳳,2010b)。

進出口的指標,本文選擇的是海關總署公布的相應數據。利用該數據可以考察TB/GDP波動幅度以及與各變量之間的協動關系,也可以計算出我國改革開放后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特征。分析可得,我國貿易依存度從1979年的11.2%上升到2009年的44.2%,1980-2009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5.5%。較高的貿易依存度,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對外貿的依賴程度非常大,也表明對外貿易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由此可以看出為了準確分析我國經濟波動,必須引入國際貿易因素。

對就業的指標,則參考了黃賾琳(2005)所采用的、用就業率作為勞動供給——就業的替代指標。根據王小魯、樊綱(2000)的研究,1990年之前從業人員增長率始終保持在2%~3%的水平,1990年從業人員增長率達到15.5%。究其原因,在于1990年人口普查將以往漏報人數包括了進來,說明以前年份數據偏低。他們認為,其漏報開始年份為1972年。對此,進行了重新估算。因為他們估算的結果只到1999年,所以本文采用他們的方法對2000-2009年間進行了估算。結合

王小魯、樊綱(2000)的估算數據和我國各年的人口數量,就可以估算我國各年就業率,進而考察1979-2009年間實際就業波動幅度以及與產出之間的協動關系。

經濟增長是由產出GDP和GDP各組成部分的增長所表現出來的,同時經濟周期是由這些經濟變量的波動所形成的(李浩、胡永剛、馬知遙,2007)。Kydland、Prescott等提出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就是對這些經濟變量在時間序列上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間的相互運動進行分析。本文對各變量進行H-P濾波后,得到的分析結果如表1~表3。

通過分析,可得以下中國經濟波動的特征事實:

從各經濟變量的波動幅度看,消費波動幅度低于投資的波動幅度、略高于產出的波動幅度,TB/GDP的波動幅度低于產出的波動幅度,而就業的波動幅度最小。其中表現出的消費波動幅度高于產出波動、就業波動非常平滑的特征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的特征(陳曉光、張宇麟,2010)。

從各經濟變量的協同運動看,消費、就業、投資與產出協同運動,呈現明顯的順周期性,與產出同時刻變化;但是TB/GDP則表現為逆周期性,與產出逆向變動。消費、就業、投資、產出與TB/GDP逆向變動,呈現明顯的逆向協動性。

從經濟波動的相關性看,中國經濟波動呈現出明顯的自相關性,即表現為產出與滯后一期的產出的相關系數為0.691。

三、模型的構建

(一)封閉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的構建

封閉經濟模型假設我國是一個不與外界相聯系的國家,即世界上其他國家對我國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也就是不考慮貿易和資本流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1.基本模型的構建

其中,δ∈(0,1],代表折舊率。

根據Kydland和Prescott(1982)的研究,假設技術水平和政府支出水平分別是由以下3個部分構成,即:

2.穩態經濟轉換與模型求解

觀察可見,這個模型中有確定性增長趨勢。該模型的均衡增長要求:在均衡條件下,給定政府支出的確定性增長趨勢的增長率與技術進步的確定性增長趨勢的增長率相等;除就業外,給定各經濟變量的增長率與技術進步的確定性增長趨勢的增長率相等,即:

(二)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的構建

本文利用小國開放經濟模型來探討我國開放經濟的波動特征,主要是基于李浩、胡永剛和馬知遙(2007)的研究。他們指出,鑒于人民幣只允許在經常項目下可自由兌換,而在資本市場上尚未實現可自由兌換,因此假定我國的利率主要受到來自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影響,而中國對世界資本市場上的價格即利率沒有任何的影響。

考慮到資本的密集性利用會加速折舊,文中考慮將內生資本利用引入含內生貼現因子和外生政府支出沖擊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來對我國的周期特征事實進行模擬。為了解決外國資產積累的單位根問題,根據Schmitt-Grohé(1998)、Schmitt-Grohé和Uribe(2003)、Guo和Zuzana(2009)的研究,采用一個簡化的Uzawa(1968)偏好效用函數,其貼現因子是人均變量的函數。

1.基本模型的構建

假設一個小國經濟中的行為是同質的,單個行為人可以代表整個經濟。其偏好如下:

假設資本的運動方程為:

2.穩態經濟轉換與模型求解

觀察可見,這個模型中有確定性增長趨勢。該模型的均衡增長要求:在均衡條件下,給定政府支出的確定性增長趨勢的增長率與技術進步的確定性增長趨勢的增長率相等;除就業、資本利用率外,給定各經濟變量的增長率與技術進步的確定性增長趨勢的增長率相等,即:

四、參數的校準研究

(一)封閉經濟三部門RBC模型中參數的校準

1.生產函數和生產率沖擊(TFP Shocks)各參數的確定

目前,RBC理論研究中,對生產函數和生產率沖擊的估算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國際學者普遍采用的方法,如Hansen(1985)等。他們采用一定時期的GDP產出的平均勞動報酬份額作為勞動彈性,再根據對生產函數的假定估算出全要素生產率沖擊。第二種是國內學者普遍采用的方法,如黃賾琳(2005)以及李浩、胡永剛、馬知遙(2007)等。他們通過計量估計出宏觀生產函數,再利用估算出的殘差作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替代指標,計算出全要素生產率及其沖擊。本文將分別采用這兩種方法來估算技術水平及其沖擊。

參考黃梅波、呂朝鳳(2010b),采用固定資產形成總額作為投資的替代指標、利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作為替代指標以估算實際值,與前文相統一,基期設定為1979年。利用估算得到的實際投資,采用Young(2003)提出的永續盤存法,可以估算出我國資本存量③。

首先,利用對我國資本存量的估算結果和根據呂朝鳳、黃梅波(2011)的分析,我國1979-2009年間勞動報酬份額約為0.5,采用Hansen(1985)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方法,估算可得:

綜上分析可得,根據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兩種分析方法的估算結果,我國實際經濟表現出了明顯的技術進步,其技術進步率分別為0.07、0.05。這暗示為了使構建的RBC模型符合我國實際經濟特征,必須在模型中引入技術進步趨勢。

2.消費與閑暇效用的相對權值φ的確定

相對權值φ反映了有效消費與閑暇在居民效用中的相對重要程度。若這一參數設定過大,則閑暇增加所帶來的效用就會比較低,所以其不能設定得很低。根據Kydland和Prescott(1982)對這一參數的確定方法,本文通過模擬實驗發現,其介于0.7~0.85之間較為合理。由此文中對這一參數的校準結果為0.8。

3.貼現率β的確定

目前,我國RBC模型中大多數學者一般將其設定在0.96~0.97之間。呂朝鳳和黃梅波(2011)將我國居民貼現率設定為0.97,研究表明此時RBC模型的模擬結果比較符合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實際經濟。由此本文對這一參數的校準結果為0.97。

4.均衡勞動供給的確定

如何確定一個合理的也是本文的一個關鍵。Hansen(1985)在模型中,假設所有人都工作,并把一天的時間正規化為1,則均衡時的工時數取值為1/3。黃賾琳(2005)采取了每年就業人數的比率作為替代指標,理由是在勞動供給正規化為1的條件下,勞動供給可以由這一比率反映。本文采用了她的建議,用“就業率”作為勞動投入指標。通過計算可以得到在1979-2009年間,我國平均就業率約為0.56。由此本文對這一參數的校準結果為0.56。

6.政府購買系數b的確定

利用式(43)可以給出參數b的具體含義,它表

示第t期的政府與居民消費的比例。“至此,我們從理論上分析得到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之間的關系式,根據這個關系式可以進一步確定b值”(黃賾琳,2005)。由1979-2009年間政府與居民的實際消費比值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政府與居民的實際消費比值的波動幅度不大,政府支出水平大概占居民消費水平的三分之一強,這一結果與實際情況基本符合。由此本文對這一參數的校準結果是b=0.35。它也暗示了均衡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比率。

7.相對風險規避系數η的確定

針對相對風險規避系數η的研究很少,校準結果差異也較大,因此許多的研究都將它設置為未知型參數,通過屢次的試驗加以確定。但這種處理辦法比較適合于不具有確定性增長趨勢的RBC模型的校準。與這類模型相反,在有確定性增長趨勢的RBC模型中,居民消費具有均衡增長趨勢,這就要求相對風險規避系數的設定必須要同模型均衡增長率⑤、均衡資本收益率、政府支出系數相一致。本文對這一參數的校準步驟如下:

首先,通過對1995-2009年間我國5年期憑證式國債年收益率研究表明,其均值約為0.053。由此,本文校準長期的無風險的均衡資本收益率為0.053。

8.資本折舊率δ的確定

李浩、胡永剛、馬知遙(2007)指出國外年度折舊率一般為0.1左右。由此,他們假定中國的固定資產平均使用年限為10年,年折舊率為0.1。黃賾琳(2005)也采用了這個假定。本文也采用這個假定,對其的校準結果為0.10。

綜上所述,封閉經濟三部門RBC模型所有的參數整理如下頁表4。

(二)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中參數的校準

開放經濟RBC模型中參數的校準必須與模型均衡和實際經濟相一致。

根據Mendoza(1991)的研究,a代表資本彈性,表示資本份額。利用1979-2009年間的數據可得,平均資本份額約為0.5。因此,本文對這一參數的校準結果為a=0.5。模型中技術進步率取封閉經濟兩組校準結果的均值0.06。代表穩態就業率,將其校準為0.56。參數b表示居民有效消費的政府支出系數,通過式(36)可見,這個參數不能設定得太大。根據前文的分析,將其校準為0.35。

觀察式(16)、(19)可得,在均衡條件下,參數к與參數ω是一一對應的,利用參數ω則可校準出參數к的取值。因此,只需要確定參數ω的取值。參數ω表示居民有效消費與勞動供給的跨期替代彈性。觀察式(33)可得,這個參數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反映了就業波動和產出波動與政府支出波動之和的比例關系。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國GDP產出波動與就業波動幅度之比大于6。由此本文將其設定為7.0。

參數φ是凈資本的調整成本系數。根據Craine(1975)對美國經濟的模擬,取值應該在0.023≤φ≤0.028。本文通過模擬實驗表明,其在0.015~0.031之間取值較為合理。由此,本文對該參數的校準結果為0.023。

根據前文的分析,假定穩態資本折舊率δ為0.10。在這一模型中,參數η表示資本利用率彈性。其具有重要的經濟含義,表明資本利用率增加一個單位可能帶來的折舊成本。針對加拿大經濟,Guo和Zuzana(2009)將參數設定為1.35。本文對該參數的校準結果為1.40。同時,還需要設定一個穩態資本利用率。根據Letendre(2004a)對加拿大經濟的研究,穩態資本利用率約為0.816。本文將穩態資本利用率設定為0.82。參數表示折舊函數的常系數,其校準必須與前面參數的校準結果相一致。由此本文對這一參數的校準結果為0.132。

綜上所述,本文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所有的參數整理如表5所示。

五、模擬經濟與實際經濟的比較分析

(一)封閉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的模擬結果

對封閉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的預測結果分析可得:該模型預測的經濟波動總體上要小于實際經濟的波動幅度(見表6~表7)。接下來,分別從各個變量的波動特征加以分析。

從消費波動比較看,模型預測消費波動幅度為2.56%、2.25%,與實際經濟3.64%相差比較大,其K-P比為70.33%、61.81%,表明模型分別解釋了70.33%、61.81%的實際消費波動。預測消費波動的相對方差比為0.914、1.178,前者與實際經濟1.152有比較大偏離、后者與實際經濟比較接近,表明代入前一組參數的模型代表的經濟系統中的消費波動的相對水平與實際經濟并不一致,后者代表的經濟系統中的消費波動的相對水平與實際經濟比較接近,其能夠合理地預測實際消費波動幅度大于實際產出波動幅度的特征事實⑥。預測居民消費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分別為0.505、0.369,與實際經濟為0.847相差較大,表明該模型不能預測實際消費與產出的協動性。另外模型經濟的趨勢性均要強于實際經濟。

從就業波動比較看,模型預測就業波動幅度為1.18%、1.04%,與實際經濟0.56%相差比較大,其K-P比為210.71%、185.71%,表明模型解釋了210.71%、185.71%的實際就業波動,大大增加了就業波動幅度。預測就業波動的相對方差比分別為0.421、0.545,與實際經濟0.177有比較大偏離,分別為實際值的2.4、3.1倍,表明該模型代表的經濟系統中的就業波動的相對水平與實際經濟有較大偏離。預測就業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為0.561、0.460,大于實際經濟0.272。預測就業的自相關性分別為0.427、0.453,小于實際經濟0.749。

從投資波動比較看,模型預測投資波動幅度分別為5.00%、2.96%,與實際經濟8.06%相差比較大,其K-P比為62.03%、36.72%,表明模型解釋了62.03%、36.72%的實際投資波動,大大縮小了投資波動幅度。預測投資波動的相對方差比分別為1.786、1.550,與實際經濟2.551相差比較大,表明該模型代表的經濟系統中的投資波動的相對水平與實際經濟有較大偏離。預測投資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為0.905、0.903,與實際經濟0.895比較接近。

從產出波動比較看,模型預測產出波動幅度為2.80%、1.91%,與實際經濟3.16%相差比較大,其K-P比分別為88.61%、60.44%,表明模型解釋了88.61%、60.44%的實際產出波動。預測產出的自相關性分別為0.668、0.672,略小于實際經濟0.691。

(二)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的模擬結果

對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的預測結果分析可得:該模型預測的經濟波動大致與實際經濟波動水平相似(見表8)。接下來,分別從各變量的波動特征加以分析。

從消費波動比較看,模型預測消費波動幅度為3.61%,與實際經濟3.64%非常接近,其K-P比為99.18%

,表明模型解釋了99.18%的實際消費波動,模型的預測結果與實際消費波動幅度較接近。預測消費波動的相對方差比為1.145,與實際經濟1.152比較接近,表明該模型代表的經濟系統中的消費波動的相對水平與實際經濟比較一致。預測消費與TB/GDP的同期相關性為-0.246,略大于實際經濟-0.441,表明模型能合理地預測實際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逆向變動性,這符合本文的預期。預測消費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為0.647,與實際經濟0.847比較一致,表明模型能合理地預測實際居民消費與產出之間的相關性。另外模型經濟的趨勢性要略強于實際經濟。

從就業波動比較看,模型預測就業波動幅度為0.55%,與實際經濟0.56%非常接近,其K-P比為98.21%,表明模型解釋了98.21%的實際就業波動,模型的預測結果與實際就業波動幅度較接近。模型預測就業波動的相對方差比為0.175,與實際經濟0.177比較接近,表明該模型代表的經濟系統中的就業波動的相對水平與實際經濟比較一致。預測就業與TB/GDP的同期相關性為-0.207,與實際經濟-0.308比較一致,表明模型能合理預測實際就業與TB/GDP之間的逆向變動性。預測就業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為0.860,大于實際經濟0.272,表明模型經濟中就業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要強于實際經濟。預測就業的自相關性0.662,與實際經濟0.749比較一致。

從投資波動比較看,模型預測投資波動幅度為7.72%,與實際經濟8.06%比較接近,其K-P比為95.78%,表明模型解釋了95.78%的實際投資波動,暗示與封閉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相比較,其對投資波動的解釋力大大增加了,這符合本文的預期。預測投資波動的相對方差比為2.451,與實際經濟為2.551比較接近,表明該模型代表的經濟系統中的投資波動的相對水平與實際經濟比較一致。預測投資與TB/GDP的同期相關性為-0.815,小于實際經濟-0.375,表明模型經濟中投資與TB/GDP的同期相關性要小于實際經濟。預測投資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為0.578,小于實際經濟0.920。

從TB/GDP波動比較看,模型預測TB/GDP波動幅度為3.79%,與實際經濟1.62%相差比較大,其K-P比為233.95%,表明模型解釋了233.95%的實際TB/GDP波動,其預測結果要大于實際TB/GDP波動幅度。預測TB/GDP波動的相對方差比為1.203,與實際經濟0.513相差比較大,表明該模型代表的經濟系統中的TB/GDP波動的相對水平與實際經濟有較大偏離。預測TB/GDP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為-0.073,略小于實際經濟-0.214,表明模型成功地預測了TB/GDP的逆周期性波動,這符合本文的預期。

從產出波動比較看,模型分別預測產出波動幅度為3.15%,與實際經濟3.16%非常接近,其K-P比為99.68%,表明模型解釋了99.68%的實際產出波動,與實際經濟比較一致。預測產出的自相關性為0.701,與實際經濟0.691比較一致。

六、國際利率變化的效應分析

利用本文模型可以模擬出國際利率沖擊對居民消費、GDP產出、就業、投資的影響,可以作為評價國際市場資本利率波動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效應的一個工具。通過對模擬經濟分析可得:一方面,技術沖擊對居民消費、產出、就業、國內利率和投資都產生正向沖擊,即技術沖擊與這5個變量同方向變動,同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597、0.989、0.809、0.527和0.624;對TB/GDP產生逆向沖擊,即技術沖擊與這個變量反方向變動,同相關系數為-0.111。

另一方面,國際利率沖擊對產出、就業和投資產生負向沖擊,即國際利率沖擊與這3個變量逆方向變動,同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022、-0.018、-0.634;對居民消費、TB/GDP、國內利率和貿易余額產生正向沖擊,同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038、0.715、0.474、0.117。這表明存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國際市場資本利率的提高會給一國經濟帶來以下兩種效應:一是,它會帶來擠出效應。這種效應是指國際利率的提高將導致實際國內資本利率上升,居民實際投資的減少,致使擠出部分的居民消費和投資,引致了資本積累與我國產出水平降低。二是,它會帶來財富效應。這種效應是指國際利率的提高將提高一國居民持有的外國資產收益,使得居民持有的財富增加,致使其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提高、居民勞動供給降低;國際利率的提高又意味著外國資產的邊際價格上升,暗示著居民對外國資產的需求將會增加,暗示其更有動機持有更多的外國資產、更有動機擴大出口,最終引致其貿易余額的增大。綜合這兩種效應則可以判斷國際利率變動與居民消費變動之間的關系。當第一種效應大于第二種效應時,國際利率提高會致使居民消費減少;相反,其提高會致使居民消費增加。

能直接影響這兩種效應大小的是技術進步所引致的經濟均衡增長率。技術進步越慢,經濟均衡增長率就越低,一國的生產能力增長就越緩慢,致使它的財富增加緩慢,這就致使它對國外資產的需求增長緩慢,國際利率的較大增加也不會帶來較大的財富效應。由此第一種效應就可能大于第二種效應,居民消費與國際利率逆向變動。與此相反,若技術進步越快,經濟均衡增長率就越大,一國的生產能力增長就越迅速,致使它的財富增加更快,這就引致了它持有的國外資產增加越迅速,國際利率的較小增加都會帶來較大的財富效應。從本文模型對我國改革開放后實際經濟的模擬結果看,第二種效應要略高于第一種效應,這表明我國技術進步所導致的高經濟增長率和生產能力的迅速增加是致使我國居民消費與國際利率同向變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研究表明,從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TB/GDP與國際利率增長率有一定的同向變動規律;而投資、產出增長率與國際利率增長率的變化有明顯的偏離趨勢,它們的變化的方向并不一致;居民消費增長率幾乎與國際利率增長率不相關(見圖1~圖4)。通過對上述變量的相關性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TB/GDP、居民消費增長率與國際利率增長率呈現出同向變動特征,它們與后者的同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107、0.004;產出、投資增長率與國際利率增長率呈現出明顯的逆向變動特征,它們與后者的同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093、-0.235。這與本文模型的預測結果是基本一致的。

七、模型中參數選擇的敏感性分析

通過對考慮了技術進步和國際利率沖擊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在不同參數選擇下模擬實驗結果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該模型對于參數選擇的值并不非常敏感。在較大的參數范圍內,均能模擬出消費、就業、投資與產出波動的共動性,TB/GDP與產出波動的

逆動性,甚至是采用不同國家的參數,模擬出的經濟周期性質均具有相似性。這與Kydland和Prescott(1982)、Guo和Zuzana(2009)的模擬實驗結果一致。

通過分解沖擊可得,我國大部分的經濟波動大部分來源于全要素生產率沖擊。消費、就業、TB/GDP、投資、產出波動源于全要素生產率沖擊的部分所占比例分別為44.29%、55.25%、24.23%、47.31%、84.84%;源于政府支出沖擊的部分所占比例分別為40.42%、39.45%、19.35%、3.68%、7.01%;源于國際利率沖擊的部分所占比例分別為15.29%、5.31%、56.42%、49.00%、8.15%。

觀察可見,政府支出沖擊對消費、就業、TB/GDP波動具有較大的影響,但對投資、GDP產出波動的影響相對較小。國際利率沖擊對TB/GDP、投資、居民消費波動具有較大的影響,但對就業、產出波動的影響相對較小。這與Christiano和Eichenbaum(1992)的模擬實驗結果并不一致。與封閉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相比較而言,在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中,政府支出沖擊對居民消費、就業的影響明顯增大;國際利率沖擊對TB/GDP、投資、消費波動的影響非常顯著。這都表明為了準確解釋我國宏觀經濟波動水平,將政府支出沖擊、國際利率沖擊引入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是必要的。

本文的貢獻之一是探討了考慮政府部門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的構建。為了分析引入政府部門的重要性,必須構建一個標準的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本文參考Mendoza(1991)、Guo和Zuzana(2009)方法,構建了一個引入技術進步的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又為了與本文模型的預測結果進行對稱性比較,其參數校準參考對該模型中參數的校準方法。研究表明:模型中消費、就業、TB/GDP、投資、產出的波動幅度分別為1.26%、0.57%、1.55%、5.53%、3.23%,預測上述變量的相對方差比分別為0.390、0.176、0.480、1.712、1.000;預測消費、就業、TB/GDP、投資與產出的同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908、1.000、-0.076、0.859,預測上述變量的自相關性分別為0.816、0.703、0.468、0.396、0.703;預測消費、就業、投資、產出與TB/GDP的同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072、-0.076、-0.573、-0.076。與本文模型的預測結果比較可得,各經濟變量的波動幅度、與產出之間的協動性、與TB/GDP之間的變動關系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其預測就業與產出之間的同期相關系數有了較大幅度的上升,幾乎與產出完全相關;預測居民消費的自相關性也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幾乎具有完全自相關性;預測消費與TB/GDP之間的同期相關性同樣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呈正向協動性,這些都與我國改革開放后實際經濟周期的特征事實相悖,表明www.dylw.net 第一論文網 政府部門的引入會對模型中宏觀經濟變量的波動特征產生較大的影響。⑦暗示為了有效地解釋實際經濟波動,引入政府部門是必要的。這是本文研究在理論上的貢獻之一,也是本文探討考慮了資本利用、技術進步、國際利率沖擊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的構建的重要理論基礎。

本文模型的另一個特征是將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之間的不完全替代關系引入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不完全替代關系暗示政府支出的增加將會給居民私人消費帶來一種放大效應。根據黃賾琳(2005)的研究和前文的分析,這個替代關系的大小體現為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帶來的效用相對權值b。為了探討這個替代關系的重要性,必須將這個相對權值賦予不同的值進行比較分析。我們的做法是,將這個參數在兩個極端情況下取值,并與前文模型進行比較,以期探討這個參數變化對模型的影響。當分別設定為0、1時,通過利用考慮了資本利用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進行模擬可得,模型中消費、就業、TB/GDP、投資和產出波動幅度的預測結果分別為1.85%、0.57%、3.71%、7.85%、3.24%和8.92%、0.73%、4.45%、7.62%、3.09%,預測上述變量的相對方差分別為0.571、0.176、1.145、2.423、1.000和2.887、0.236、1.440、2.466、1.000;預測消費、就業、TB/GDP、投資與產出的同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855、1.000、-0.006、0.586和0.497、0.589、-0.200、0.572;預測消費、就業、投資、產出與TB/GDP的同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064、-0.006、-0.805、-0.006和-0.576、-0.537、-0.769、-0.200⑧。與本文模型的預測相比較可得,模型中各變量的波動水平、與GDP產出的同期相關性、與TB/GDP之間的協動性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表明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之間的替代關系的變化會對模型中宏觀經濟變量的波動特征產生較大的影響。暗示為了有效地解釋實際經濟波動,引入上述替代關系是必要的。

本文模型還有一個貢獻是將技術進步引入Mendoza(1991)模型。它暗示模型中存在一個均衡增長趨勢,其可以放大技術沖擊與政府支出沖擊對經濟變量的影響。這個機制體現為全要素生產率的確定性增長趨勢部分的增長率。為了探討這個機制的重要性,必須將該模型與沒有確定性增長趨勢的模型(即=0)的模擬結果進行比較分析。當=0時,利用本文模型均衡可得,消費、就業、TB/GDP、投資和產出波動幅度的預測結果分別為3.93%、0.55%、4.05%、11.93%、3.16%,預測上述變量的相對方差比分別為1.244、0.174、1.282、3.775、1.000;預測消費、就業、TB/GDP、投資與產出的同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675、0.860、-0.137、0.541;預測消費、就業、投資、產出與TB/GDP的同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389、-0.298、-0.819、-0.137。與本文模型的預測結果比較可得,模型中各變量的波動水平、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與TB/GDP之間的協動性同樣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比較明顯的是TB/GDP、投資與產出波動水平上升幅度最大,消費波動水平上升幅度次之,就業、產出波動水平上升幅度最小;消費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上升,就業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幾乎沒有變化,投資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下降。這暗示技術進步的引入提高了消費、投資的平滑性,經資本積累的傳導,致使產出的平滑性提高,這就引致了投資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上升。上述這些表明技術進步會對模型中宏觀經濟變量的波動特征產生較大的影響。暗示為了有效地解釋實際經濟波動,引入實際經濟中明顯存在的技術進步是必要的。由此本文提出,雖然技術進步的引入致使模型求解變得更加復雜,但是因其會改變各經濟變量的波動特征,并鑒于我國實際經濟存在明顯的技術進步,我們主張將技術進步引入小國開放經濟RBC模

型,在考慮了均衡經濟增長的模型中研究我國經濟波動。

資本調整成本系數φ是本文模型的一個重要參數。它的作用是平滑資本積累。利用本文模型進行模擬可得,隨著這個參數取值的增大,投資變得更加平滑。但根據Craine(1975)對美國經濟的模擬和前文的分析,它應該是一個較小的常數,以保證資本調整成本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Mendoza,1991)。由此,本文認為,提高這個參數值來增加投資的平滑性并不是一個有效的做法。因為如果將其設置太大,一國的資本調整成本將會變得非常大,甚至超過GDP產出。

同時,本文還發現,將資本利用引入可以增強TB/GDP波動的逆周期性、改善投資與GDP產出的同期相關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資本的平滑性。這是因為它的引入打破了沖擊的傳導機制,使得GDP產出、投資波動水平提高,致使GDP與TB/GDP的偏離增大、投資波動的持續性增強。并且,提高折舊的資本利用率彈性,可以增加GDP產出和投資波動水平,致使投資的平滑性增強。這些都表明將資本利用引入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是非常重要的。這與Letendre(2004a)、Guo和Zuzana(2009)的主張一致。

八、結論

本文研究認為我國經濟周期特征與我國改革開放后國際貿易迅速發展和面臨由國際利率擾動所代表的國際金融沖擊密切相關。國際貿易余額引致的國際借貸的引入,致使居民更容易跨期平滑消費以及根據預期回報率調整投資,引致了投資波動增大,經資本積累的傳導,引致了消費、產出波動水平上升;以國際利率擾動所代表的國際金融沖擊導致居民在國際借貸過程中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風險,致使消費、投資、貿易余額等經濟變量的波動幅度提高。

本文研究發現,現在的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中沖擊的傳播機制,主要有消費的跨期選擇、投資滯后、勞動與閑暇之間的跨期替代、資本調整存在成本、國際貿易差額引致的國際借貸調整,其預測的產出波動均大于消費波動、預測就業波動幅度接近消費波動,加之不能合理預測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逆向協動性,如Mendoza(1991)、Guo和Zuzana(2009)、李浩、胡永剛和馬知遙(2007)。但對1979-2009年間中國經濟波動的分析發現,實際GDP產出波動幅度小于實際消費波動、就業波動比較平滑、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具有明顯的逆向協動性。因此直接利用現在的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來解釋我國實際經濟波動,顯然忽略了某些對我國居民的消費選擇、勞動選擇有重要影響的因素。本文認為,原因主要是缺少對技術進步、國際利率沖擊、政府支出沖擊和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之間替代關系的討論。故而提出,將上述機制引入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來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研究發現,技術進步的引入顯著地影響了宏觀經濟變量的波動特征,國際利率沖擊是居民消費、TB/GDP、投資的重要波動源,政府支出沖擊是居民消費、就業的重要波動源,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之間的替代關系同樣對各經濟變量的波動特征產生了重要影響,上述機制的引入致使模型預測消費波動大于產出波動水平、預測就業波動的極端平滑性特征,致使模型能夠合理預測實際消費與TBwww.dylw.net 第一論文網 /GDP之間的明顯的逆向協動性、能夠合理解釋TB/GDP與產出之間的明顯的逆向變動特征,這些正符合我國1979-2009年間經濟波動的特征事實。

本文構建的考慮了技術進步的封閉經濟三部門RBC模型對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波動的實證結果,可得:

封閉經濟三部門RBC模型能夠解釋中國經濟波動中消費、就業、投資、產出波動的70.33%、210.71%、62.03%、88.61%和61.81%、185.71%、36.72%、60.44%。表明該模型分別能夠解釋88%、60%以上的實際產出波動。但因其大大地縮小了消費、投資的波動,大大地增大了就業的波動,并且不能預測消費與產出的協動性,加之其預測就業、投資的相對方差比與實際經濟有較大的偏離,所以它不太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考慮了資本利用、國際利率沖擊和技術進步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能夠解釋中國經濟波動中消費、就業、TB/GDP、投資、產出波動的99.18%、98.21%、233.95%、95.78%、99.68%,預測上述變量的相對方差比分別為1.146、0.175、1.203、2.451、1.000,其預測結果比較接近實際經濟;能夠合理解釋實際經濟變量與TB/GDP之間的逆向變動關系。表明該模型能夠解釋95%以上的實際波動。該模型除了擴大了TB/GDP的波動外,能準確地解釋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特征事實。

綜上分析可得,考慮了資本利用、技術進步和國際利率沖擊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對中國的解釋力要遠遠強于封閉經濟三部門RBC模型。這表明,技術沖擊、勞動供給變動、政府支出沖擊和技術進步的復合影響并不能較好地解釋中國的實際經濟波動。中國經濟波動是技術沖擊、勞動供給變動、政府支出沖擊、國際貿易、國際利率沖擊、技術進步和資本利用的綜合影響的產物。因此,在分析經濟波動時、在制定經濟管理政策時,不能忽視國際貿易、由國際貿易余額引致的國際借貸、以國際利率擾動為代表的國際金融沖擊和資本利用的作用。在以后研究中還應該注意對模型作進一步的修改,以使其與中國經濟的特征事實更加相符。進一步的修改可參考本文模型中參數選擇的敏感性分析,研究方向包括在模型中引入異質性和市場不完全后進行討論等等。

注釋:

①其原值比的ADF檢驗值(有截距項)為-0.802,未通過15%顯著水平的檢驗。其增量比的ADF檢驗值(有截距項)為-3.997,通過了1%顯著水平的檢驗。

②Intriligator、Bodkin和Hsiao(2004)將其定義為非體現性技術進步率。“因為它不是體現在要素投入上,而是包含在要素投入的重組上。無論有無要素增加,這種技術進步都可能發生”。

③關于永續盤存法及其估算過程的討論請見黃梅波、呂朝鳳(2010b)。對年資本折舊率設定,本文的設定結果為0.10。對初始資本存量設定,采用郭慶旺、賈俊雪(2004)對我國197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凈額的估算結果3738億元(人民幣)。

④解釋變量系數的估計結果保留四位小數為0.4447。

⑥Christiano和Eichenbaum(1992)指出采用“相對方差比”來考察RBC模型對實際經濟的解釋力。它的深刻含義是,如果模型所代表的經濟系統能準確模擬實際經濟,那么模型中各宏觀經濟變量波動的相對幅度也應該與實際經濟相一致。

⑦此時模型模擬的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相關性為0.07

2,表明其不能合理預測實際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逆向協動性。這正是García-Cicco、Pancrazi和Uribe(2010)批評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不能合理解釋實際經濟波動(阿根廷實際經濟為-0.27)的重要原因。

⑧當b=0時,本文模型模擬的就業與產出的同期相關性非常接近于1,這正是Mendoza(1991)模型的模擬結果。但經濟學家對實際就業與產出之間協動性的研究結果表明,雖然二者具有較高的相關性,但明顯小于1(Blackburn and Ravn,1992;Guo and Zuzana,2009)。本文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替代關系的引入可以降低就業與產出之間的相關性,使其更接近于實際經濟。由此暗示將上述替代關系引入小國開放經濟RBC模型是極重要的。此時,本文模型模擬的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相關性為-0.064,雖然模型能夠預測二者的逆向協動www.dylw.net 第一論文網 關系,但是要遠遠大于實際經濟-0.441。當b=1時,本文模型模擬的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相關性為-0.576,表明此時模型能夠合理描述實際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逆向變動關系,但與實際值相比較,這個預測結果要小于實際經濟-0.441。這暗示引入相對權值b所體現的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具有不完全替代性質的替代關系是極重要的,合理引入這個替代關系可以致使考慮了國際利率沖擊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RBC模型合理地解釋實際居民消費與TB/GDP之間的逆向變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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